【新刊选读】见证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2020-08-27 09:44






巍巍珠穆朗玛,屹立在青藏高原。60年前,为了新中国的尊严和荣誉,中国登山队肩负使命成功登顶,实现登临世界之巅的梦想;60年后,中国登山队再度承担重要国家任务,完成重测珠峰的工作。六十载光阴流逝,这期间,珠峰攀登梦想点亮许多人的生命;这之后,珠峰之梦仍将延续。



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员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由于当年没有录像设备,致使国外不少人不承认我国这次登顶珠峰的事实。60年转瞬即逝,当年的亲历者如今都已成了耄耋老人,而且不少关键人物已经离世。因此我有责任在此重述我在北坳亲眼目睹的过程,以纪念中国登山英雄当年登顶的壮举。




作者简介


△王富葆(左)、王新光在珠峰前的绒布寺


王富葆,1932年出生于江苏宜兴。


1957年从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58—1960年被选入珠穆朗玛峰地区科考队及登山队,之后回校任教,教授《地貌学》与《第四纪地质学》。

他长期从事野外科考工作,如川汉线铁路选线、黄河粗粒泥沙源调查、青藏高原隆起及其环境变化等课题研究,并于1984年获得“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退休之后还多次参与罗布泊科考。他主导论证的苏州与上海浅层第四纪地层变化规律为城市建设提供了科学参考。



在1960年5月25日清晨,中国人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时候,作为观察员和联络员,我在海拔7016米的珠峰北坳,亲眼见证了王富洲、屈银华、贡布三位登山队员成功登顶珠峰,并用信号弹向海拔6400米的第二大本营报告登顶的喜讯!


在中国人登顶珠峰60周年之际,作为亲历者,我根据回忆,将当年的细节记录于下,以示纪念。


从珠峰科考队到珠峰登山队


1958年,国家体委在组建登山队时,为填补该地区自然科学的空白,同时组建了珠峰科考队。1958年11月27日,我和同校(南京大学)生物系王新光老师被招到珠峰科考队工作。1958年12月12日,我们抵达拉萨,然后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军训。1959年3月初,登山队前往新疆进行训练,而科考队则于3月6日离开拉萨,全副武装地按原计划赴珠峰地区进行科考。


1959年底,珠峰科考队在北京作总结。1960年2月,我突然接到通知:随登山队去攀登珠峰。我立即按国家体委通知,独自一人坐火车赶往成都与登山队会合,并在成都参加登山队的体能训练。随后我转入登山队,开始了攀登珠峰的新征程。


按计划,中国首次攀登珠峰的任务是和苏联登山队联合进行的,后因苏联退出而改在1960年由我国单独来完成。


1960年4月底,全部登山队员离开成都到拉萨,5月初和后勤人员等共214人全部到达珠峰北麓中绒布冰川末端海拔5180米的河滩地上,并建立了登山大本营。


△1959年4月,珠峰3号营地,在小小帐篷内揪面片


中国登山队为能顺利完成任务,将攀登计划分成适应性登高和突击登顶两部分。适应性登高是将登山的高度分若干次逐渐升高,目的是让每位登山队员的身体能逐渐适应不同高度的自然环境。


适应性登高共分三次三个高度:第一次登到海拔6400米高处,并在那里建立第二大本营;第二次是打通北坳“大门”到达海拔7400米高处(实际高度为7800米);第三次到海拔8300米高处,建立突击主峰的营地,存放好登顶用的装备、氧气、食品,并选择好攀登顶峰的路线。


在适应性登高中,我最高到达海拔7800米处,高山适应性还比较好。


上述任务全部完成后,指挥部根据天气预报和多年观测资料,认为5月25日前后是攀登珠峰的最佳时机。因此决定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和刘连满四名主力队员于18日出发,准备冲击顶峰。


建立观测站


1960年5月18日,我跟随登顶突击队和运输队一起从海拔5180米的珠峰大本营出发,于20日到达海拔6400米的第二大本营。在此休整了两天后,我们继续向上攀登。


5月22日到达海拔7016米的北坳。因为这里有一个比较平坦的平台,是离顶峰最近的最佳观测点,所以,我被登山队领导史占春安排留下来在此建立观察联络站。所谓“观测站”,实际上只是我在这里搭建了一个专供自己休息的单人小帐篷而已。


北坳是珠峰与章子峰之间的一条略宽平的山脊,其东西两侧都是由冰组成的陡崖峭壁。说它较宽平,其实它的最宽处只有3米多,全长也只有20多米,但通往顶峰的途径全在它的视野之内。


△1960年4月,在东绒布冰川行军


北坳与珠峰顶峰的高差虽然高达1800多米,但直线距离不算太远,通往珠峰顶峰的路径全在视野之内,加之空气稀薄又无灰尘污染,能见度很高,因此登顶队员的行动用肉眼就能看清楚。


在这里,我的全部装备只有3件:一个望远镜、一台报话机、一把信号枪和数发信号弹。当年的通讯器材非常落后,所用报话机是二战时期被苏俄缴获的德国货,质量虽好,但体积和重量较大,登顶队员无法随身携带,这样他们就无法与大本营取得联络。


因此,指挥部决定让我随同他们上到北坳,在此负责观察登顶队员的活动,并随时向第二大本营报告。第二大本营再向第一大本营报告,第一大本营即时用手摇发报机向北京报喜。


目击突击队成功登顶珠峰


5月22日到达北坳观测站后,4位突击队员和两组运输队员在此休息后,继续向上攀登至海拔7600米的营地。5月23日,两组运输队员在完成了向海拔7600米营地运送补给的任务后,返回了海拔6400米的第二营地,4位突击队员则继续向海拔8300米的突击营地进军。


5月24日,天气很好,4位突击队员一早就从突击营地出发,顺利到达海拔8600米高的第二台阶的下方。所谓第二台阶,就是东北山脊上一处高达几米的岩石陡崖,只有通过这一陡崖才能继续攀登。


△1960年5月,东绒布冰川


作为观察突击队员行动和负责与第二大本营联系的我,一刻也不敢疏忽,睁着眼睛,不停地观察冲顶队员的动向。


大约晚上7点多钟,我通过望远镜看到在珠峰顶峰东坡雪白的三角形雪坡下方,有3个黑影慢慢地向顶峰挺进;到晚上10点左右,3人已到达该三角形雪坡的上方,他们离顶峰已不远了,根据他们攀登的速度推测,估计深夜可以到达顶峰。后来因天已漆黑,我已看不到人影了,他们则凭着雪的反光一步步向上攀登。


这一夜我没有合眼,一共是4人上去的,现在我数来数去只有3个黑影,越想越忐忑不安,是谁掉队了呢?他现在的处境如何?我强制自己别往坏处想!尽管天已漆黑,我仍不时观看,希望能看到第4个黑点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5月25日凌晨,天气特别好,凌晨4点40分左右珠峰顶峰上已经亮了,顶峰没有“旗云”,东侧的三角形雪坡也显得十分洁白。我突然发现,在三角形雪坡的最上方有3个黑影在向下移动!这时我立即意识到他们已登顶成功,并开始从顶峰下撤了!


我以极其兴奋的心情迅速拿起报话机话筒,想把3人登顶成功的消息报告第二大本营。但此时话筒中只听到“吱吱”的声音,其他什么都听不到,过一会儿连“吱吱”声也没有了。这时我立即按第二方案——用信号弹与第二大本营联系。


因事前已作规定:红色弹代表登顶成功,蓝色弹代表失败,弹的颗数代表登顶人数。我拿起信号枪,向着第二大本营上空连发3颗红色信号弹。第二大本营的同志也一心在等待好消息,当有人看到信号弹后,大家都跑到帐篷外边雪白的冰面上欢庆胜利。


我很庆幸,终于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我的这一光荣而神圣的任务。历史将铭记这一刻:3位英雄的中华好男儿终于克服了千难万险,从北坡登上了地球之颠——珠穆朗玛峰,完成了为国争光的这一壮举!


但3颗红色信号弹只能说明有3人登上了珠峰之颠,各级领导人都是又喜又焦急:喜的是知道已有3人登上了顶峰,焦急的是不知道另一位登顶队员的具体情况,以及登顶后下撤是否顺利?


第二大本营很快派人将一个新的报话机话筒送到我这里,当我接到话筒后迅速将原话筒换下,但新话筒仍然没有声音。


虽然不能用语音与大本营联络,但我仍要继续观察3人下山的动向。3人下山的速度显然加快了,很快到达了第二台阶,此时突然多出一人,3人变成了4人!此时我立即意识到多出的一人就是上山时留在第二台阶附近那一位,4人安全返回,让我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兴奋、激动的心情无法形容。


△1960年5月,在东绒布冰川海拔6100米至海拔6200米间的冰廊道考察


当他们下来之后,我才得知,原来当4人登到第二台阶陡崖的上方时,又遇到了一段一人多高几乎是直立的岩壁,很难向上攀登。这时,曾是消防战士的刘连满建议用搭人梯的办法越过这一障碍,并提出由自己担当人梯。这样王富洲等另外3人就踩在刘连满的肩上登上了这个台阶,但此时刘连满的体力已消耗殆尽,4人商量后让刘连满留下,其余3人抓紧时机继续向上突击顶峰。


刘连满留下后,意识到自己在这样的高度上很可能会被严寒夺去生命,但他更多的是考虑到王富洲等3人的安危,于是将写有“这瓶氧气留给你们下山时用”的纸条压在氧气瓶下,然后昏昏沉沉似睡非睡地在那里等待他们。


后来,听王富洲说,当他们下到第二台阶上部时,看到刘连满不仅活着,而且还把氧气留在那里等他们来吸,当时他们感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流出了激动的泪水。这是大爱,是经过生死考验的无私大爱!


当4人下撤到北坳时,我看到王富洲的肩上挂了一双登山鞋,脚上仅穿了棉袜。原来因为下山时速度较快,绑在登山鞋底的冰爪在岩石上行走时打滑,他想把冰爪脱掉。但因冰爪牢牢捆绑在鞋底,一时解不开,不得不连鞋一起脱掉,就这样穿着棉袜下山了。行走是方便了,但他却没想到他的脚趾头就在下山过程中被冻伤坏死了,回到北京就医后,医院不得不将他那被冻坏死的脚趾切掉。


同样,屈银华因不忍将带钉的冰鞋踩在刘连满的肩上,脱掉了冰鞋,双脚也因冻伤而部分截肢。


随后我也和登山队员一起与从海拔6400米的第二大本营上来接应的队员会合,由接应队员护送我们安全下撤。到达第二大本营后,大家一起喝了点水,吃了点东西,没怎么休息就往大本营撤。


△1960年5月,在东绒布冰川冰舌上


胜利登顶珠峰的消息早已传到拉萨,因此,我们一到拉萨就受到西藏军区、西藏工委领导和广大的群众热烈欢迎。


回到北京后,由于王富洲、屈银华都因冻伤而住院了,所以,由我陪同登山英雄贡布到上海等地作报告。因贡布不会汉语,只能用藏语作报告,我为他当翻译。其实我也不会藏语,只是事先有份译好的汉语稿子,我照稿子讲讲而已。


我在北坳的四天三夜,见证了我国登山英雄攀登珠峰的整个过程,令我今生难忘。


向牺牲的科研人员致敬


最后,让我以十分惋惜的心情,向为登山科研献出宝贵生命而安息在珠峰的队友邵子庆(北京大学物理系大四学生)和汪玑(兰州大学地理系老师)致敬!邵子庆在这次登山中负责高山气象资料的收集,随身携带温度计、气压表等简易测试仪器,在登山过程中定时测量气温、湿度和气压等数据。


在第三次适应性行军中我与他编在同一结组。我们两组共8人,主要由科研人员组成,名称为支援小组,负责将部分登山装备等运送到海拔7800米营地。


由海拔6400米到达北坳时正是中午,天气很好,每人把个人装备放在北坳营地,以便轻装上阵,因为估计很快可以达到7800米,并可以于当天返回北坳。


由于对高度和距离判断的错误和过高估计了我们的体力,加上傍晚开始变天,刮起了风,气温越来越低,邵子庆的行走速度也越来越慢。我在后面问他,体力行不行?他说眼睛看不清了,我又问太阳镜戴好了没有?他回答说:“不是雪盲。”


△1960年5月,珠峰北坳下方


天慢慢黑下来了,气温还在下降,手脚都快冻麻木了,这时的邵子庆凭着坚韧的意志,一步步艰难地顺着雪坡向上攀登,后面3人紧跟着他。


这时,队长传达命令,让我们就地休息,等天亮后继续前进。我们遵令准备原地休息,但此处坡度较陡,无法搭起帐篷,只好下撤找块稍平的地方休息。


我们两个组只带了一顶帐篷,搭好帐篷后,8个人紧紧地挤在一起。我靠在帐篷门边,并把门打开,以便通气,邵子庆说他感到冷,我就让他靠在我胸前。


待大家安定下来后,医生开始检查每人的脉博,结果有3人的脉博跳动十分微弱,其中包括邵子庆,医生决定迅速让3人吸氧。大约过了20分钟,我问他好一点没有?他用微弱的声音回答“好一点。”这时帐篷内很安静,大家都累了,想休息一下。


但没过多久,就在大家很安静的时候,邵子庆的两腿突然一伸,有经验的医生说声“不好!”并随即打亮电筒,翻开他的眼皮,只见瞳孔已经放大。邵子庆就这样一声不吭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日夜思念他的父母和亲人,离开了人世。直到天明,他一直靠在我的怀里。


天明后,医生对邵子庆遗体做了简单的检查,说他是因脑溢血去世,昨天傍晚所说眼睛看不见,实际上当时已是眼底血管破裂,眼睛充血的结果。


检查完后,医生和我及其他两名队员用帐篷将邵子庆的遗体裹好,并慢慢地向下移到北坳。由于北坳东坡是一面高400多米的冰崖,到处都是冰裂缝,无法将遗体继续向下移动,我们决定将遗体留在北坳,并将他胸前的结组绳解掉,将口袋中的温度计和笔记本等取出作为遗物交给队里。


就地挖了一个雪坑,将遗体安放在雪坑中,然后用雪盖上,白雪替代着黄土,晶莹的冰雪“坟包”下安息着我们的队友邵子庆。


△1960年5月,珠峰北坳云海雪原


在登山过程中,还有冰川水文测量组的原兰州大学地理系汪玑老师也安息在珠峰北坡海拔6350米左右的东绒布冰川左侧的冰石中。他们都为我国的登山及高山科考事业贡献出自己宝贵的年轻生命。

上一篇:【新刊选读】看,珠峰的每一面
下一篇:没有了

技术支持:秦渝科技     备案号:藏ICP备20000075号